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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光忆央视直播香港回归:一定要让BBC服气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31日14:13  南方人物周刊
杨伟光忆央视直播香港回归:一定要让BBC服气
1996年,杨伟光陪同来访的香港无线电视台董事局主席邵逸夫一行参观中央电视台

  这一次一定要让BBC服气

  人物周刊:您觉得《新闻调查》、《实话实说》这些节目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杨伟光:崔永元不主持之后,《实话实说》的收视率降低了。这个节目曾经停过一个月,当时外国通讯社发了新闻,说中央领导对《实话实说》有意见。没那么回事,是节目本身的问题。

  有一期,崔永元问一个小孩长大以后的志愿是什么,他说上哈佛大学。崔永元就问,北京大学也可以吧?观众就来信,说他没有民族自豪感,北大为什么只是“也可以吧”?连续几期有类似情况,群众来信提出意见。

  我就找编导,说这些地方剪掉就好了。第二次又出了问题。我说,刚跟你们谈过又出事,是不是你们认为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我就决定先不播了,你们先总结,再做两期新节目看看。他们就做了两期节目,我说可以恢复,就又播出了。我说,电视影响太大了,出了毛病大家不知道哪个编辑做的,就是找我这台长啊,你们必须把握好导向。

  人物周刊:有人说央视的新闻很冰,您有没有兴奋的时候?

  杨伟光:新闻需要严谨,似乎不能说冷,但有些新闻事件让人兴奋。比如电视新闻直播上马的时候。1996年以前,我们没有卫星转播车,我下决心要买。当时全世界有4辆最先进的一体化转播车,可以拍摄,可以制作,可以上卫星,有发电机发电,等于一个小电视台。中央台买了两台,200多万美金一台,1997年香港回归就都用上了。

  香港回归直播难度太大了,是全球多点、多层次传送新闻,比奥运会还复杂得多。香港有个演播室,深圳有信号,北京有信号,世界上几个有关国家有信号,还有国内8大城市有信号。这些信号传到北京的总演播室,交叉传播,连续72小时直播,很多要靠记者发挥。我举个例子:彭定康从官邸出来后绕官邸转了3圈,就是不走。我们的记者就说,彭定康转了3圈,但历史是不会倒转的。全世界能做这样复杂的转播的也不多。

  人物周刊:BBC当时也去了。

  杨伟光:当时和BBC谈判,他们要求转播以他们为主,我们要求以我们为主,最后谈成对等。我说这一次一定要让BBC服气,要超过它。我们在现场租了500平米大的演播室,请香港设计师设计,从里到外是世界一流的、全新的数字设备。20多辆车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运设备到香港,公安部专门开了通行证,各地都要保证车队的安全。BBC呢,只租了50平方米。看了我们的演播室后,自己撤到别的地方去了。最后世界各国的信号都是我们提供,许多国家电视台的记者都去参观我们的演播室,真是大长志气!把老牌的BBC也比了下去。

  人物周刊:成功的关键在哪儿?

  杨伟光:说白了,一个是要有钱,其次是要有人才。要是还靠向国家申请拨款,肯定就做不到了。如果我需要最好的设备,要花8个亿人民币,能给你拨一半就不错了。主要是中央台有钱了,1992年以后可以自筹资金了。

  人物周刊:5月20日,央视新闻中心主办了一个论坛,说要联合地方媒体构建全国电视发稿联盟,遇到突发事件地方台第一时间供稿。在此基础上,组建央视全球视频发稿中心。

  杨伟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但有难度,主要是各地方要配合。比如,地方出了一个大的事件,如果是负面的突发新闻,地方台给中央台拍素材,地方上也许有阻力。当然现在总的新闻时效是放开的,就应当在第一时间报道。

  “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

  人物周刊:您说1997年央视有钱了,但以前它也没缺过钱吧?

  杨伟光:1991年我当台长时,央视真的很困难,广告和其他创收加起来2.7亿,主要靠国家拨款。央视1979年开始做广告,1990年广告费也才1个亿。我当台长之后,1992年到了5.6亿,1993年到了7.6亿。

  人物周刊:怎么挣到钱的?

  杨伟光:1993年,广告部主任找我,说如果敢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播广告,企业愿意拿大钱。那时观众对广告还挺反感,但钱对央视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不妨试一试。1994年我们就开始做30秒钟,一个广告5秒钟。为什么只放30秒?因为短,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过去了。不出所料,播出之后没有任何人提意见。半年后广告延长到1分钟,大家对广告印象深了,影响也就有了。

  当时我没有向领导汇报这件事,不过消息传到艾知生部长那里去了,而且传错了,说要在《新闻联播》里播广告。艾部长打电话问我,我说是在《新闻联播》后面,只播30秒。部长就没再问什么。

  人物周刊:后来大家都抢着做广告,央视就开始搞招标了。   

  杨伟光:第二年,190多个企业要争13个广告标版,怎么办?我就在广告部的报告上批了:“看来还是招标为好。”大家都想要就公开招标嘛。

  人物周刊:那段时间,央视的“标王”炒得很厉害,还出了负面新闻,比如秦池酒。

  杨伟光:刚开始“标王”的效应太好了。孔府宴酒成为第一期“标王”后产值从2亿增加到了8亿,第二年秦池就来了。招标头天晚上我请他们吃饭,我旁边坐的是孔府家酒和孔府宴酒的厂长。秦池的老总来敬酒,他说:明年杨台长旁边的位置就是我的了。结果他用6666万拿了“标王”,随后秦池销量果然很好,产值从两亿涨到了8亿多,利润有3亿多。第3年厂里整个班子都来了,一定要再当“标王”,最后标的是3.2亿。那一次我不在现场,听到以后就说,“糟糕,物极必反。”

  人物周刊:怎么物极必反?

  杨伟光:中央领导知道后说,一个酒厂做5秒钟广告用了3.2亿,怎么这么有钱,让有关部门去查一下,有没有贷款,有没有缴税。

  结果它没多少贷款,税也缴了,但广告费打入了成本,剩下的纯利润缴税。调查得出结论:酒的利润太高,应该先缴税再做广告。新闻界又曝光,说秦池自己生产不了那么多酒,从四川买酒勾兑,路上的车辆来往不断,还专门在高速路上开了个口。其实后来它交了税再做广告就很难了,事情做过头不好。

  人物周刊:央视的工作人员说,央视是在您手上富起来的。

  杨伟光:1994年广告突破10个亿,1995年突破20个亿,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翻得那么快。我当时预测说,到世纪末广告要达到39-45个亿。大家觉得不可能。没想到1996年就到了35个亿,1997年45个亿,《新闻联播》前面的1分钟和《焦点访谈》前面的3分钟广告招标是28亿。1997年缴税就是4个亿,上交广电部等各个部门8个亿,剩下的自己安排。

  人物周刊:都用在哪儿了?

  杨伟光:李鹏同志当时说,“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我说,“总理啊,我的钱就是国家的钱。”我上交完钱之后,剩下的钱买设备、做节目、买房子、发奖金,就有自主权了。每年做一个计划,给广电部打报告,说我们今年要做哪几件事,部长一批我们就做了。我们那几年建设和购买了20多万平方米房子,按干部的级别和职称来分房。1996年一年分了新房子600多套,加上退出来的旧房子一共1000多套。而且那时买的房子超标,比较大。现在还有职工说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那套房子。我走了之后就不让买房子了。

  人物周刊:央视主持人的薪酬怎么定的?外界有些传言说,比得上明星的收入。

  杨伟光:中央台主持人的薪酬还是按国家干部的序列来走,但是有补贴。一个是我们给主持人化妆费,一年有多少钱,让他们用好的化妆品;第二个是服装费,他们要出镜,代表国家台形象。其他的工资、奖金和同级别的干部职工没有太大差别,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主持人“走穴”问题?

  杨伟光:如果你是在休息时“走穴”,请个假打个招呼,有时候比较重要的活动是可以的。我们为什么不允许“走穴”?就是因为节目播出时间是固定的,怕影响到节目的正常录制。都去“走穴”挣钱,保证不了节目怎么行。我还规定主持人不许拍电视剧,拍片一走就要一年半载,肯定会影响节目。你实在想去演,可以离开这个岗位,所以文清走了、倪萍走了、赵琳走了——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走也挺好。

  当时很多“名嘴”都没有编制

  人物周刊:央视的待遇太好了,很多人都想往里涌。

  杨伟光:中央台这种单位,用人编制是一个大问题。中央台第一批职工大部分是转业兵、高中生。1993年开始改革,《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他们中的许多人做不了,我们就得招人。没有编制我们就采取“台聘”的方式,就用他们创收的钱给他们发工资。像《东方时空》,正式职工只有7个,干活的有100多个,这些人的工资、待遇怎么定?台里职能部门说把他们的工资定成280元。什么概念?清洁工的工资。还有,台里医疗部门说这批人没有公费医疗;人事部门说不能评职称、评先进、提干。我说,这些人是台里聘用的,我们可以改革、试点。后来决定,把栏目的广告费给他们用,他们自己挣的钱,可以先用上嘛。实行了这个制度之后,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汇集到中央台,收入不低于台里的老职工。

  人物周刊:用“台聘”的方式招了哪些人?

  杨伟光:比如白岩松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水均益原来是新华社的,都是“台聘”来的。水均益成名以后,新华社有的同志就说,水均益原来在我们这里算什么啊,怎么一下成名了呢?因为新华社老人太多了,他很难冒出来。敬一丹、肖晓琳、朱军、王小丫、董倩、王志,都是这样进来的。有不少人还直接找到我,推门进来就要求到中央台工作。

  人物周刊:您办公室的门这么好推啊?

  杨伟光:(笑)当然先要进得了这个楼,才能推得到我办公室的门。

  比如敬一丹原来是黑龙江电台播音员,到北京读研究生,在《新闻联播》实习。我审片子时她就认识我了。实习结束,她突然跑到我的办公室,说我实习完了,是不是可以留在这里?我看她形象不错,业务也好,就留下了。

  还有原来长沙市电视台的肖晓琳。她到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在《联播》实习时就很爱提建议,老给我写建议信。《新闻联播》的编辑还批评她,说别老给台长添麻烦。她也是临走来找我,想留下来,我就让她留下来了。她还嫌不够,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就是后来国际频道《中国新闻》的当家播音员徐俐。

  那时候我们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你只要有本事,我就给你提供一个平台,做得好就留下,做不好就离开。

  人物周刊:崔永元在央视是个另类的主持人,看上去有点“不正经”,当初是怎么选中他的?

  杨伟光:崔永元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但是我在电台时并不认识他。当年选拔这一批新主持的时候,真的是沙里淘金,不知道过了多少人才能被留下来。来了以后,我都只是在荧屏上看见他们,他们很少来找我;经常找我的人,没有本事,我也不会重用。我听说小崔后来得了忧郁症,实际上是因为他经常想问题。大家看到他在现场很幽默,那是因为他平时总在思考、积累这些东西。如果他不那么敬业,不爱思考,他的工作岗位很好啊,就悠闲地做嘛,也不至于得忧郁症。

  人物周刊:当时选小崔做主持人,台里有没有不同意见?

  杨伟光:直接说反对的声音倒没有听到。但当时我提出播音员、主持人要做观众的朋友,不要居高临下,包括《新闻联播》播音员也不能用“我们拭目以待”这种威胁式语句的时候,还是遇到一些反对的声音。选主持人不是选美,要看他们的知识、气质、道德修养。我这些观点其实领导同志也是赞成的。

  人物周刊:白岩松一直都说他很感激您。

  杨伟光:据说白岩松原来在《中国广播报》的时候吊儿郎当的,但到我们这里来以后非常敬业。这个反差有意思,从我来说,就是要为这些有才华的人搭建一个能够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

  人物周刊:朱军曾透露他已经是司局级干部了。央视主持人的行政级别怎么定,什么样的主持人可以定成司局级?

  杨伟光:这是体制问题。在我任台长的时候,播音员、主持人是评职称,没有行政级别,可以评相当于副教授级别的播音员、教授级别的播音员,播音指导是最高的了。级别问题,只是到了分房子的时候,才要求正高职称按正处级分房子,副高职称按副处级分房子,其他时候不涉及行政级别问题。

  人物周刊:最近舆论很关注央视主持人当官,张政、王志都到地方去从政了。

  杨伟光:他们只是临时下去锻炼。我觉得挺好,主持人应当去接触一下基层群众,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很有好处。即使他们以后不做主持人,真去从政了,又有什么不好?但我一直觉得,台里培养一个优秀主持人要比培养一个干部难得多。当时有人提出要让敬一丹做一个部门的主任,我不同意,我说培养优秀主持人多难呀,她的地位比部门主任要高呀,大家都认识她,一做了官可能大家反而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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